对非洲的看法更完整。习近平主席提出“真、实、亲、诚”对非工作方针，李克强总理提出“三个一级”新非洲观，特别是“非洲是全球经济增长新的一极”，契合了非洲改变边缘化的努力和诉求，预示着中非将在经贸领域开展更多务实合作。...
今明两年非洲经济形势将面临多重挑战
2014年非洲经济在多重不利因素冲击之下继续顽强增长，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3.5%，增速居全球第二；今明两年非洲经济增速有望超过去年，但取决于非洲国家能否战胜和化解当下面临的多重下行风险和不确定因素。
影响非洲经济形势的下行风险主要来自内部，不确定因素主要来自外部，两方面因素有时会交互影响，干扰非洲经济正常发展进程。内部下行风险主要包括三方面问题：一是宗教极端势力在非洲多个地区的扩散。目前，非洲至少有16个宗教极端主义组织在活动，其中比较活跃的是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索马里的“青年党”和正在向北非国家渗透的“伊斯兰国”组织。可以说，从西非到北非再到东非，已形成一条横跨非洲大陆的不稳定弧，严重危害非洲的安全与发展。二是各种突发的政局动荡与社会骚乱。非洲54国每年都有一批国家要举行总统或议会选举，逢选易乱已成为非洲选举政治的常态。社会骚乱事件近年来也越来越频繁地在非洲国家爆发，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三是埃博拉恐惧症的蔓延。进入2015年以来，埃博拉疫情在西非3个重灾国呈逐渐缓解态势，但疫情何时能彻底终结还是未知数。由于世界各国民众普遍不很了解非洲、不很了解埃博拉，尤其不了解埃博拉的传播途径，很容易把“非洲-埃博拉-死亡”无意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非洲埃博拉恐惧症，这种恐惧症将大大影响非洲与外部世界的经贸往来。外部不确定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际原油价格走势。国际油价2014年下半年的暴跌尚未对非洲经济生产巨大冲击，这可能是因为油价下跌时间还比较短，油价下跌幅度也不是十分大，毕竟每桶50美元左右的价位与本世纪初每桶30美元左右的价位相比还是相当高的。如果油价在2015和2016年继续下跌，则有可能对非洲经济产生更剧烈的影响。二是中国经济走势。作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和外部资金重要来源地之一，中国经济发展走势对非洲经济发展走势的影响越来越大，用共荣共衰或命运共同体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是中国因素施加影响的主渠道之一，因为中国目前是全球石油、天然气、金属矿产资源等大宗商品的主要消费国，中国需求的增减直接影响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进而对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非洲国家产生间接影响。中国经济增速在2015年和2016年乃至未来数年会不会继续下滑，进而带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低，眼下的确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投资合作将成为未来5-10年中非经贸合作的重点
非洲正在崛起中进入发展新阶段，对工业化和互联互通基础设施的需求十分强烈，迫切希望获得外来投资，而我国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引下，“走出去”正成为新一轮扩大开放的支点。加大对非投资，是顺应双方经济发展、推动合作提质升级、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客观要求。
未来5-10年，对非合作在顶层设计和操作层面进行了充实完善，尤为强调统筹、规划，突出系统性、协同性，注重相对平衡、协调发展。
第一，对非洲的看法更完整。习近平主席提出“真、实、亲、诚”对非工作方针，李克强总理提出“三个一级”新非洲观，特别是“非洲是全球经济增长新的一极”，契合了非洲改变边缘化的努力和诉求，预示着中非将在经贸领域开展更多务实合作。第二，对非合作框架更系统。中非经贸关系发展到今天，不仅要产业领域的合作，也要金融领域的配合，不仅要经贸领域的合作，也离不开人文、和安、软实力等方面的跟进。第三，对中国经验助力非洲发展的路径更清晰。非洲发展的关键是工业化，而工业化的前提是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工业化与基础设施，正是中国的优势与经验所在，也是对非合作的重点。第四，对开展涉非多边国际合作的态度更明确。新的对非政策更加重视维系中非合作与国际体系之间的良性互动，央行出资20亿美元与非开行设立“非洲共同增长基金”就是一例。
世界、中国与非洲发展形势的新变化反映出，以投资为核心的中非经贸合作转型升级并非是一厢情愿，而是具有实实在在的客观条件。
首先，我国对外投资进入快速增长新阶段。非洲国家工业化诉求，同我国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形成难得的历史性对接，中国将会有更大和更多的资本投向非洲。第二，非洲作为全球经济新增长极的趋势没有改变。当前全球大部分地区经济复苏迟滞，但非洲继续保持稳步增长势头，部分国家还表现出强劲的经济活力。第三，非洲作为产能合作的伙伴地位更加凸显。“投资为引导、产业为支柱、金融为支撑”的对非经贸合作模式正在形成。第四，非洲可为中国企业走向全球积累国际化经验和人才。
中非合作论坛创立以来的10多年间，中非经贸合作发展极为迅速，但发展进程中结构性失衡等问题逐渐凸显，面临的外部挑战和风险也在上升，涉及的利益关系越来越广泛和复杂。黄皮书建议，应针对存在问题，明晰自身战略，进一步整合资源、完善政策，推动对非经贸合作转型升级。首先，系统规划对非经贸长远战略，加强统筹协调，在继续推动对非援助、贸易、贷款的基础上，鼓励和引导企业加大对非投资，逐步加大投资比重。第二，加大财税、金融、保险等对非投资政策支持力度，增加政策性和准政策性资金的引导，充分发挥对外投融资平台的作用。第三，加强企业“走出去”的监管与保护，规范企业海外经营行为，同时加大软性领域的投入。
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是中国对非投资的新兴力量
2013和2014年流入非洲地区的直接投资规模增长态势和全球大体同步。2013、2014年非洲地区FDI流入额为572.4亿美元、550亿美元，比上年分别增长3.7%、-3%，而当年全球增长率分别为9.1%、-8%。2013年，非洲FDI流入额全球占比为3.9%。北部、东部非洲FDI流入额在非洲占比超53%。流入额大国包括南非、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埃及、摩洛哥、加纳和苏丹。非FDI流入以绿地投资为主，占总额的93%。2014年，流入非洲的FDI金额为550亿美元。降幅主要来自北部非洲地区，利比亚国内局势是导致北部非洲流入额下降主要原因。
在最近若干年，非洲外商直接投资表现出若干新动向。
——非洲内部FDI流动占比显著上升，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相互促进。2009至2013年，来自非洲跨国绿地投资在全非绿地投资中占比从10%上升至18%，并购投资占比从3%上升至9%。
——消费导向外商直接投资比重显著上升。朝向食品、通信、旅游、金融和零售等面向消费者的投资逐渐增加，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领域投资也不断增长。
——信息产业技术创新类外商直接投资开始出现。美国Google、微软、IBM等公司都在非洲设立分支机构，开展技术和产品开发。预计未来15年左右，非洲互联网人口占比将超过50%，在尼日利亚、肯尼亚、南非，已形成若干培育科技初创公司的中心。
——国际资本对非洲农业研究开发表现出兴趣。美国杜邦、美国孟山都、瑞士嘉利宝、瑞士先正达等跨国公司注入资本，介入非洲农作物研发。
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规模迅速增长，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是中国对非投资的新兴力量。2005至2013年，中国对非洲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从3.9亿美元增长至33.7亿美元，存量从16亿美元增长至261.9亿美元。到2013年末，中国企业在非共设立2955家境外企业。至2013年末,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排名前5位的分别为采矿、建筑、金融、制造和科研技术业，上述行业占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的85%。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在对非投资企业总量占比已超过70%。
关注到非洲经济和投资结构的新动向，中国政府和企业，应着眼于从以下方面，发掘机会，拓展合作，促进中非投资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加强消费品领域投资合作。中国投资者应关注和调研这些国家消费需求结构变化，在食品、服装、零售、通信、旅游、金融等领域发掘投资机会。
——建立中国在非农作物研发基地。中国相关机构应在注资成立在非农作物研发基地，以促进中非农业交流，开发农作物品种，捕捉在非农作物研究开发动态。
——中国IT企业应考虑在非建设研发基地。中国国际化已具备较好基础的IT企业，应努力研究非洲IT产品需求发展动向，及早做出安排，将研发国际化触角延伸到非洲大陆。
——加强中非新能源领域的投资合作。中国新能源开发和新能源设备制造企业，应发掘和创造在非直接投资机会，以加大中国企业对非洲新能源开发的参与力度。
2014年非洲对外贸易略有下降，而中非贸易创新高
2014年，非洲实现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11975.41亿美元，同比大幅下降3.20%，这是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非洲对外贸易总额的第三次下降。其中，非洲出口总额为5554.80亿美元，同比大幅下降7.62%；非洲进口总额为6420.62亿美元，同比增长0.97%。从非洲对外贸易的总体情况来看，非洲对外贸易的前景不容乐观。非洲对外贸易总额以及非洲出口总额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以原油为主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从非洲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来看，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其能源原材料出口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工业制成品出口所占的比重有所上升，其对外贸易结构较前期有所优化。
从中非贸易来看，2014年，中非贸易再创历史新高，突破2200亿美元大关，达到2218.83亿美元。其中，中国对非洲的出口额为1061.47亿美元，同比增长14.40 %；中国从非洲的进口额为1157.37亿美元，同比下降1.50%。从数据情况来看，中国从非洲进口不容乐观，出现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再一次下降，中国从非洲进口所占的比重也出现了一定程度下降，中国从非洲进口现乏力态势。究其原因，也主要是因为以原油为主的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2014年，中国从非洲进口的全部商品中，矿物燃料所占的比重高达46.26%，因此矿物燃料的价格直接到中非贸易额以及中国从非洲的进口额。
从中非贸易结构来看，中非贸易的国别结构和产品结构相对都比较稳定，变化不大。2014年，中国对非洲出口的前十大目的国依次是南非、尼日利亚、埃及、阿尔及利亚、安哥拉、肯尼亚、加纳、坦桑尼亚、贝宁和摩洛哥十国，，十国占中国对非洲出口总额的70.08%，较2013年上升了0.16个百分点。中国从非洲进口的十大来源国依次为南非、安哥拉、刚果（布）、南苏丹共和国、赤道几内亚、赞比亚、刚果（金）、尼日利亚、塞拉利昂和莫桑比克，十国占中国从进口的比重达到86.93%，较2013年下降了1.19个百分点。中国对非洲的出口的商品主要集中在机电产品、机械设备、车辆、钢铁制品和家具寝具等商品上。2014年，中国对非洲出口前十类商品所占的比重占到中国对非洲出口总额的61.37%，较2013年下降3.02个百分点。中国从非洲进口的商品主要集中在矿物燃料、矿砂、矿渣和矿灰、铜及其制品、贵金属以及木及木制品上。2014年，中国从非洲进口前十类产品所占的比重达到96.50%，集中度很高，较2013年下降0.16个百分点。
2014年，非洲对外贸易总额出现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第三次下降，尤其是非洲的出口总额下降的幅度更大。从长远来看，随着原油、矿产等大宗商品价格的低位徘徊，非洲对外贸易，尤其是非洲的出口形势不容乐观。2015年，非洲的对外贸易总额或将出现低速增长抑或继续下跌。从中非贸易的情况来看，随着中非经贸关系持续改善，中非贸易总额有望继续上升，但其增速将持续放缓，中国从非洲的进口将面临较大压力。
非洲承包工程市场容量加大，中国在非洲业务继续拓展
2014年，全球经济在分化中缓慢复苏，建筑业投资持续高企，国际承包工程行业已走出金融危机的低谷，在结构调整中启动了恢复性繁荣。尽管受到诸如埃博拉疫情蔓延、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大幅下滑以及伊斯兰宗教极端组织的持续威胁等不利因素的影响，非洲整体经济保持了持续增长势头，特别是随着一体化水平的继续提高，区域内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渐成大势。非洲承包工程市场呈现如下特点：
1．大量投资助推非洲基础设施建设。流向非洲的国际投资总额创历史新高，赠款、贷款、投资等流入非洲的外部资金突破了2000亿美元大关（非洲开发银行统计数据），非洲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投资迅速增加。2014年非洲5000万美元以上的基础设施在建项目共有257个项目，总金额累计达3258.28亿美元，其中电力类和交通类项目分别占37%、34%。
2．各国政府高度重视跨境基础设施建设。区域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是非洲经济一体化的基础，是当前非洲经济腾飞的迫切需要，也是非洲各国开展合作的重点领域。
3．多国电力项目需求旺盛。非洲基础设施需求的一半以上与电力行业相关。2014年，包括非洲开发银行在内的多家融资机构支持电力项目建设，旨在为非洲各国提供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
4．超大型项目陆续上马。总投资高达119.7亿美元的尼日利亚沿海铁路项目、造价达38亿美元的蒙内铁路等项目先后启动，将有力推进非洲互联互通和次区域一体化建设。
5．对当地建筑企业保护力度加大。为促进本地企业发展，提高技术水平，防止外国公司挤占本地工程承包市场，阿尔及利亚、肯尼亚等国政府出台了提升本国建筑企业竞争力的倾斜性措施。
2014年，中方积极推动对非规划设计、施工建设、装备升级、运营管理、人才培训、项目融资等合作，中国与非洲各国在承包工程业务领域的合作硕果累累。全年中国企业在非洲新签合同额754.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3%，与中国当年对全球新签合同总额11.7%的增速基本持平；新签合同额占当年合同总额的39%，非洲市场依然是中国第二大地区市场，仅居亚洲之后。非洲在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市场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中非工业化伙伴关系战略更将引领双边进入基础设施合作共赢的新时代。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5年全球十大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中，将有7个来自于撒哈拉以南非洲，非洲市场发展空间广阔。展望未来，非洲经济仍将保持稳步发展，建筑市场机遇多于挑战，能源、轨道交通、住房等项目充满商机。
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备受世界瞩目
2013年，尽管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影响持续，但是，国际社会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ODA）在连续两年下跌后出现首次反弹，达到历史高值1348.38亿美元，比2012年实际增长了6.1%。其中，对非洲的援助金额为451.98亿美元，比2012年增长了1.3%。
2013年，国际社会对非洲的援助主要呈现如下特点：第一，从援助金额看，主要援助国的双边援助继续下降，而多边援助大幅增加。2013年，经合组织（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DAC）国家对非洲的援助金额为261.23亿美元，下降了4.14%，前五大援助国分别是：美国（86.24亿美元）、英国（36.18亿美元）、法国（21.54亿美元）、德国（16.14亿美元）和日本（16.14亿美元），除英国增长14.7%外，其他四国均出现大幅下降。同期，多边援助则增长了10.31%，达到186.87亿美元。第二，从援助对象看，受援国相对比较集中，前五位受援国分别是：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肯尼亚、刚果（金）和尼日利亚（25.29亿美元），这五个国家接受的援助占非洲接受援助总额的34.5%。第三，从援助领域看，社会基础设施和经济基础设施是援助重点，2013年占非洲接受援助总额的比重分别为48.25%和12.63%。此外，气候变化援助稳步增加，成为对非援助的热点领域。第四，针对埃博拉疫情，截至2014年底，国际社会共筹集资金42亿美元，实际已经拨付了19亿美元。
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备受世界瞩目。从援助理念看，习近平在访问非洲时，提出了中方发展对非关系“真、实、亲、诚”的理念；李克强提出“461”中非合作框架，全面阐述了中国对非政策主张，这些都为今后中国对非援助指明了方向。从援助规模看，中国继续加大对非援助力度，同时更加强调提高对非援助的质量，2014年，李克强总理在访问非洲期间，明确提出，未来对非援助将占到中国对外援助总额的一半以上；中国将在已有承诺基础上向非洲增加100亿美元贷款额度，累计承诺额度达到300亿美元；为中非发展基金增资20亿美元，规模达到50亿美元。除援助资金外，中国还通过多种渠道增加对非资金支持。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与非洲开发银行（AfD）签署了20亿美元的“非洲共同增长基金”融资合作协议，助力非洲发展。从援助领域看，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更加重视减贫，继续向民生领域倾斜，优先援助非洲的农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针对埃博拉疫情，中国连续四次向疫情国家提供累计7.5亿元人民币（约合1.23亿美元）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2015年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最终期限，虽然非洲有望继续保持相对高速增长，但是距离减贫目标仍有很大差距，加上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埃博拉疫情形势依然严峻、气候变化影响加大、粮食安全问题、援助资金不足等，使得非洲在实现可持续发展道路上困难重重。未来，援助仍是非洲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国际社会不仅要积极兑现已有援助承诺，同时还要筹集更多的发展资金，更加关注减贫问题，重点推动基础设施建设，重视农业和粮食安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帮助非洲实现“非洲2063年愿景”。
非洲地缘政治力量重组，政治转型困境加剧，安全生态脆弱
近年来非洲政治、安全形势呈现书如下特征或趋势：
其一，非洲地缘政治力量重组。多年来，埃及、尼日利亚和南非在非洲“三足鼎立”。但2011年北非大动乱后，埃及两次政权更迭，国力严重削弱，非洲地缘政治出现重大重组，其态势在2014年渐趋明朗。北非明显“脱离非洲，靠拢中东”，对全非事务的发言权和影响力降到历史谷底。北非式微，间接提升了尼日利亚和南非在非洲政坛上的权重，但尼受困于恐怖组织“博科圣地”，安全形势严峻；南非作为非洲唯一的“金砖国家”和“G20”成员，经济发展遭遇“瓶颈”，自2011年起“低增长，高失业、高通胀”成为常态，二者地位提升有限。总体而言，以埃塞俄比亚为首的东非“整体崛起”，成为此轮非洲地缘政治格局调整的真正“受益者”，埃塞在调节南北苏丹争端、维持索马里国内秩序、打击恐怖组织“青年党”以及联合东非多国与埃及争夺尼罗河水资源等多方面扮演领导角色。同时，东非国家执政理念趋同，发展模式上“强政府”特点显著，探索适合非洲与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收效良好，为国际瞩目。
其二、非洲政治转型困境加剧。西式民主在非洲“水土不服”，绝大多数国家仍停留在“形式民主”阶段，并未探索出适合的民主道路，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刚果（金）等非洲国家相继谋求修宪，乌干达、卢旺达、刚果（布）等多国观望、有意跟进，非洲领导人集体性寻求“第三任期”，使西式民主在非洲遭遇冷战后最严峻挑战。
其三、非洲安全生态脆弱凸显治理能力不足。非传统安全成为非洲跨越国界的头号地区性威胁：埃博拉疫情是2014年度最受国际瞩目的非洲安全问题，累计死亡人数过万，国际社会一度谈“埃”色变。以“博科圣地”和索马里“青年党”为代表，非洲暴恐活动猖獗，形成西起塞内加尔东至索马里横跨撒哈拉和萨赫勒地区的“动荡弧”，成为国际暴恐活动“新中心”。“博科圣地”宣布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割地建国，仅2014年度袭击就至少造成5000以上平民丧生，是非洲2014年恐袭次数和杀害人数最多的暴恐组织，它还强化与“伊斯兰国”勾连，助其超越“基地”组织成为非洲恐怖主义势力第一大帮。
其四、西方强化介入非洲安全事务，为其政经利益“护盘”。2014年，美国续租吉布提军事基地，召开美非峰会，为冷战后重视非洲战略价值的最大手笔；“非洲宪兵”法国继续马里、中非等地军事行动，还积极介入西非反恐事务，进取之心强烈；日本不甘落后，年初首相安倍晋三访问非洲三国，为日本首相8年来首次访问撒哈拉以南非洲，5月防卫相小野寺五典视察其海外唯一的吉布提军事基地，谋划长期驻军，扼守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
非洲政党政治已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平台期
自20世纪90年代初非洲“多党民主”风潮以来，非洲政党政治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经过20多年的磨合，非洲政党政治已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平台期。尽管存在诸多弊端，但多党制和定期的竞争性选举已成为非洲普遍接受的政治制度模式。政党政治发展新平台期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非洲政党数量的相对稳定，政党争斗所引发的政局动荡减少，政党的意识形态色彩淡化。
然而，由于非洲各国国情不同以及各国执政集团对多党制的本土化改造程度不同，多党制在非洲各国的运行情况千差万别。就一国内部政党力量对比格局来看，非洲政党政治大致形成三种类型，即一党独大型、朝野势均力敌型和碎片化型。一党独大型国家始终有一个政党主导国家权力，长期占据执政地位；朝野势均力敌型国家则已形成两大政党平分秋色或三大政党三足鼎立的格局；而碎片化型国家政党数量众多，力量格局呈碎片化，没有政党能单独组建政府，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政党结成政治联盟。
从政党与国家权力关系的角度看，非洲各国政党政治也呈现出很大差别，形成三种主要类型，即紧密型、松散型和中间型。在许多一党独大型国家，执政党与国家权力之间形成一种紧密的关系。执政党不仅决定国家（政府）的发展方向和大政方针，而且决定重要的人事任命。执政党几年一次的党代会的重要性决不亚于国民议会，党代会做出的决定往往为国民议会讨论提供了基础，为国民议会讨论定调子。与紧密型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非洲也有一批国家的执政党与国家权力关系十分松散。此类执政党往往没有清晰的方针政策，政策研究能力薄弱。制定的竞选纲领对国家发展不具有约束力。政党的活动主要围绕选举进行，选举结束后政党活动相对沉寂。政党或政党联盟一旦取得国家政权，国家权力的分配往往由同时担任政党领袖的总统（或总理）说了算，或者根据执政联盟各党事先达成的协议分配。在上述两个极端间还有一种国家，它们的政党的作用既没有第一种类型大，但也没有后一种类型那么边缘化，总统府是国家权力的中心，但总统在一定程度上要依靠政党的支持来施政，因此在做出重要决策时也会征求党最高决策机构的意见。
非洲政党政治的新发展，对中国共产党与非洲国家政党的交往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共产党根据党际交往的原则适时调整对非政党交往政策与重点，在重点发展与一党独大型国家执政党的同时，开展与其他数类型国家执政党的交往，并做潜在执政党的工作，做到“冷灶热灶”一起烧。
中国在非洲面临“西方批评”和“非洲担忧”双重舆情挑战
在中国企业以及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非洲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目的地。中非关系发展过程中聚焦了崛起大国“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几乎所有阻力和矛盾挑战，比如西方抹黑中国的“新殖民主义论”、“掠夺资源论”以及非洲人权组织对中国企业遵守当地法律和环保投入的质疑等等，因此对中非关系过去十多年发展历程的观察如同一面镜子，可以折射我们软实力建设过程中的不足和挑战，“非洲或许可成为中国提升软实力最重要的试验田。”
近十多年来，尽管中非间的高层互访频密、经贸纽带也日益紧密，但与西方相比，中国在非洲的政治影响力、外交亲和力、道义感召力以及文化影响力都还有较大距离，中非间在价值观的对接以及市民社会间的交往方面也存在很大提升空间。由于西方在非洲进行了数百年的殖民统治，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可谓相当广泛和深厚，又由于我国在对非工作中长期以来注重对“硬实力”的投入、但在“软实力”方面投入不足，因此，从在非洲软实力影响方面看，西强我弱的格局短期内仍难打破，中国在非洲的软实力建设仍有很大的潜力可挖，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前，中国在非洲软实力的建设主要面临来自“西方批评”和“非洲担忧”的双重舆情挑战。由于殖民主义的历史，西方长期以来把非洲视为自己的“后院”和“狩猎领地”，出于对其在非洲既有利益和影响会受到冲击的一种担忧和警惕，以及更深层意义上的中西方在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发展合作理念与模式等方面的差异，以及西方从整体上对中国崛起的防范和恐惧等因素的作祟，近十年来包括不少政界和学界人士在内的西方舆论可谓开足马力，对中非关系进行了许多负面报道和所谓“新殖民主义论”和“资源掠夺论”等指责。总体来看，虽然近年来所谓“新殖民主义”的抨击调门在中非互利共赢合作这一铁的事实面前有所降低，但残渣余火犹存，随时可以结合一些中非关系中的负面个案进行较大规模的舆论炒作，对中国在非洲软实力的建设构成主要的舆情挑战。
来自非洲的舆情挑战主要以“怀疑”和“担忧”的形式出现，即认为非洲方面的“赢”体现不足，“怀疑”中国对非经贸合作的“双赢”属性，“担忧”非洲大量进口中国工业制成品会影响到非洲自身的工业化进程，“担心”现在这种以非洲进口制成品和出口矿产资源为特征的不断扩大的中非贸易是在重复过去“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不平等经济贸易结构”，等等。由于非洲遭受长期殖民统治的“历史记忆”十分深刻，加之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历史欠债太多，非洲各界对资源外流比较敏感，对快速体现中非合作的实际成果也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急迫感。
另外，由于语言、文化以及宗教信仰的不同，再加上中国在非洲从事经贸活动的百万大军在融入当地社会方面明显存在差距和不足，非洲人和中国人在个体层面的沟通和了解远没有西方人和非洲人之间顺畅和自然。中国与非洲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沟通严重不足，在非洲听不到“中国声音”。
推进中国在非洲的软实力建设是一个渐进和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至少需要抓好以下六方面的工作：坚持秉承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理念与原则，用正确“义利观”指引“升级版”的未来中非关系；培育和夯实发展中非关系的新的政治基础，让“中国机遇论”深入人心；加大对非援助力度，特别是要增加民生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的比重；话语权建设和软实力提高还需要找准“讲好中国故事”的重点和切入点；综合和充分运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作用，主动塑造中国形象；进一步提升“孔子学院”的办学质量，大力推动中非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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