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沙特阿拉伯是世界上政治最封闭的国家之一。民主向来是这个信奉伊斯兰萨拉菲主义的国家所厌恶的对象，也只是在近些年，沙特君主才逐渐放宽了对国内的管制。1990年代见证了沙特一系列早期民主制度的创立，其中包括公民社会组织的出现。而进入21世纪，沙特在美国的...
长期以来，沙特阿拉伯是世界上政治最封闭的国家之一。民主向来是这个信奉伊斯兰萨拉菲主义的国家所厌恶的对象，也只是在近些年，沙特君主才逐渐放宽了对国内的管制。1990年代见证了沙特一系列早期民主制度的创立，其中包括公民社会组织的出现。而进入21世纪，沙特在美国的敦促下举办了首次市级议会选举，使沙特公民终于可以公开讨论与自身息息相关的各类议题。
然而好景不长。到2006年，随着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沙特与伊朗关系的日益紧张，以及伊拉克事态逐渐滑向教派冲突的深渊，沙特的参与性政治结构也暴露出了仅仅流于形式、缺乏真正权威的特点。所谓的人权和公民社会组织与王室关系紧密，而被选举出的市级议会更连监督预算的权力都没有。
此外，一切对沙特政权不利的言论都将受到惩罚，这不仅体现在王室对神职人员、社交网络的严格管控上，还突出地表现为最近实行的一项严苛的反恐法令——这条新的法律对恐怖主义的定义如此宽泛，以至于任何与王室立场相左的言论都被涵盖了进来。
在许多方面，这些严厉的管制都可被视为沙特2011年后在中东域内采取的一系列对抗行动的国内表现。沙特家族认为，对其统治的最大威胁往往来自于各种形式的意识形态挑战，不管是世俗的还是宗教性的。而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可以说是近来阿拉伯世界经历的最危险的意识形态“大潮”。
在沙特君主眼中，2011年中东事态的变化不是阿拉伯之“春”，而是阿拉伯世界的“大麻烦”——民众上街抗议带来的结果是教派间的斗争、伊朗势力的扩张、穆斯林兄弟会的崛起以及伊斯兰国（ISIS）等圣战运动的泛滥。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Frederic Wehrey在《民主》（Journal of Democracy）上发表文章指出，“阿拉伯之春”后的沙特对外政策显得十分激进，并带有某种非意识形态的、现实主义的、防御性的色彩。
为了遏制伊朗、孤立穆兄会、对抗圣战主义，沙特干预了数个民主转型中的中东国家，而精心扶持的却主要是专制的、反自由的地方性盟友。这些专制的盟友中包括了海湾国家的君主们、奉行新纳赛尔主义的埃及军人执政者以及强调政治无为主义的萨拉菲派宗教人士。Wehrey认为，尽管沙特的这些政策并非是公然反民主的，其最终效果无疑对民主化与政治多元化的传播造成了损害。
海湾地区：巴林、伊拉克
由于担心民主化只会最终带来什叶派的政治动员和穆兄会的掌权，沙特在自家门口——海湾地区——的外交政策一直致力于限制民主参与。为此，沙特向本地逊尼派和萨拉菲派提供了大量资金援助，有时甚至采用军事干预的手段。从长远政策来看，沙特一直带头推动海湾合作委员会（GCC）的一体化进程，并将关注点放在各成员国的国内安全上，这一方面能把各国的安全责任关联在一起，另一方面也便于进行清除异见者的工作。
>>>>巴林
沙特的这种政策最清晰地运用在其邻国巴林身上。巴林岛的地理位置仅距沙特海岸线25公里，自1780年代阿拉伯半岛的逊尼派部落帮助哈利法（Khalifa）家族（逊尼派宗族）征服了这座岛屿以来，巴林一直与沙特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由于其石油储备在逐渐衰竭，巴林长期依赖沙特的补助。而沙特王室也警惕性地观察着巴林的政局事态，认为一旦巴林的什叶派多数人口被政治动员起来，沙特盛产石油的东部省份什叶派便会紧随其后；而巴林的民主化与宪政化也会给半岛的逊尼派改革人士带来极大的鼓动。
尽管沙特媒体和政府官员时常宣称，开放巴林的政治参与将把该国推向伊朗一边，实际上这一担忧并非推动沙特政策的动因。沙特王室清楚地知道，巴林对沙特补助的依赖以及巴林什叶派与伊朗执政者的分歧将确保这座岛屿远离伊朗的控制。然而，夸大伊朗的威胁仍是十分有用的策略：它不仅能分散舆论的注意力，使人们忽视哈利法家族的治理失败和腐败问题，同时也是让美国保持对巴林的支持（美国的第五舰队海军基地在该岛）的一种手段。
迫于压力，沙特也曾建议哈利法君主在巴林采取有限的改革。于是，巴林也开始了议会选举（最近的一次是在2014年11月），但议会却没有真正的立法或监督权；巴林也仿照沙特的“国民对话”（National Dialogue）举行了政治讨论，并在住房和公共部门就业等方面减轻了教派歧视。总之，通过鼓励政治参与但确保这些参与始终有限，沙特在减轻舆论压力的同时也避免了巴林真正实现政治开放。
当认为事态足够严重时，沙特也不惜对巴林采取“硬手段”。2011年3月，当“阿拉伯之春”的骚乱出现在巴林岛上时，沙特军队打着海合会半岛盾牌部队（GCC Peninsula Shield Force）的旗号进入巴林，在巴林安全部队暴力镇压民众抗议的同时接管了其国内重要地点的警卫工作。这一行为也得到了阿联酋武装力量和科威特、卡塔尔代表部队的协助和支持。
此外，作为海合会建立“海湾联盟”（the Gulf Union）倡议的一部分，沙特也积极推动着与巴林防务的联合。尽管这一提议受到了许多海合会成员国和巴林什叶派的质疑，出于政治目的，沙特和巴林的统治者都对此表示了支持。鉴于其地理位置，巴林似乎是海湾地区最易受政治动乱影响的国家，因此沙特希望共同防务能有助于稳固巴林哈利法家族的统治。而在巴林国内，曾于2011年动荡中支持哈利法君主的逊尼派组织也想借与沙特的联合打破外界对其“偏向伊朗”的指责。
>>>>伊拉克
对于北边最大的邻国伊拉克，沙特很早便断定其在美国的作用下已牢牢陷入伊朗的掌控。在谈到伊拉克2004年的议会选举时，沙特称其“释放了离心力量，使教派之争在整个中东蔓延，并给了伊朗趁虚而入的决定性机会”。这番言论也解释了沙特国内政策的走向：沙特坚称，像伊拉克那样大搞选举投票也就无异于打开了迎接冲突的大门。
为了保护在伊拉克境内的利益，沙特积极培育与伊拉克境内如沙马尔（Shammar）等影响力强大的部落、萨拉菲组织、伊拉克伊斯兰党（Iraqi Islamic Party）的伊斯兰教徒以及前复兴党（Ba’athist）官员的良好关系。在2010年选举中，沙特支持由来自沙马尔部落的什叶派人士伊亚德·阿拉维（Ayad Allawi）领导的政党伊拉克名单（Iraqiyya list），然而伊朗的介入却使其支持下的马利基（Nuri al-Maliki）成为了总理。此后，沙特实质上隔离了伊拉克，在两国的边境筑起了围墙。直到“伊斯兰国”的崛起及2014年9月马利基下台，沙特才对边境进行了谨慎的开放。
也门
对于南边的邻国也门，沙特长期利用其弱点制造分裂，花了大量资金在也门的艾哈迈尔部落联盟（Ahmar tribal confederation）、改革党（the Islah party）和南部分裂主义势力中建立自己的庇护关系网络。
然而，近来也门的萨那（Sana‘a）被胡塞叛军（Huthis）占领，这一与伊朗有联系的宰德派（Zaydi）什叶派运动已成功驱逐了也门总统哈迪（Abdu Rabu Mansour Hadi）。作为回应，沙特立即停止了一切对也门的经济援助，并以派军、炮轰和空袭的方式试图平息胡塞叛乱，但毫无效果。如今，随着也门走向解体，沙特的政策重点放在维持其在也门境内残存的影响力，这或许会通过继续扶植南部的分裂势力来实现。
北非地区：埃及、利比亚和突尼斯
>>>>埃及
2011年后沙特对外政策的一个主要打击目标是穆斯林兄弟会。其实在埃及纳赛尔执政时期（1956-70），受到纳赛尔打压的穆兄会也曾在沙特境内寻求庇护。然而，穆兄会的意识形态却在沙特促发了对王室不利的政治激进主义，使一批所谓的“觉醒的牧师”（Sahwa clerics）崛起并主导了沙特各大学的神学部门，其中的强硬派更是直接给了基地组织（al-Qaeda）以启发。
为了避免类似的情形再发生，沙特将穆兄会视为心头大患，而埃及则是沙特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抗击穆兄会的主要前线。穆巴拉克（Mubarak）在2011年的倒台对沙特而言是一记重击，可以说让沙特失去了一个对抗伊朗和穆兄会的重要堡垒。为了阻止穆兄会在埃及崛起，沙特给了塞西将军（General Abdel Fattahal-Sisi）的政府大量财政支持，并资助了一些偏向沙特的媒体以及那些暗中支持军方反对穆兄会的埃及萨拉菲主义者。
2012年6月，穆兄会成员穆尔西（Mohamed Morsi）当选埃及总统，沙特于是立即撤回了对埃及的援助，直至2013年7月穆尔西被军方赶下台才恢复。与其他海合会成员国一起，沙特在穆尔西下台后以石油产品和央行储蓄的形式向埃及提供了230亿美元的援助，而美国和欧盟提供的援助加起来也只有28亿美元。据美国国防部官员称，这笔资金严重地损害了美国推动埃及军政府进行政治改革的能力。而沙特则辩解称，援助是为了帮埃及稳定国内政局，并重建埃及在地区事务中反对伊朗势力扩张的能力。
>>>>利比亚
在埃及以西，沙特以类似的形式援助了一些反对穆兄会的专制政权，其中许多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前就开始了。在利比亚，卡扎菲（Qadhafi）效仿沙特的做法，在国内推行政治上不参与及对统治者的绝对服从。这种政治上奉行无为主义的萨拉菲派思想在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仍有影响力。卡扎菲倒台后，沙特与阿联酋和埃及塞西政府一起暗中支持前利比亚将军由赫夫特（Khalifa Haftar）领导的反伊斯兰主义武装。
自2014年3月以来，由赫夫特领导的世俗主义势力已成为利比亚多边内战中的主要力量。他联合利比亚东部部落、联邦主义者、军官和一些自由主义者的武装力量试图将伊斯兰主义的民兵组织赶出利比亚，阿联酋也以埃及为基地派空军和特别部队前往利比亚声援。其中，一个更宏大的隐含目标就是要杜绝以穆兄会为首的政治伊斯兰势力渗入利比亚国内政治。
>>>>突尼斯
至于对突尼斯，沙特为被赶下台的独裁者本·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提供了庇护，却禁止拉契德．甘努奇（Rachid Ghannouchi）踏上沙特的国土，因为后者所在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党（Ennahda party）附属于穆兄会。
黎凡特（Levant）地区：黎巴嫩、约旦和叙利亚
>>>>黎巴嫩
在黎巴嫩，沙特也采取了建立庇护关系的政策，但并没有公然反对民主化。沙特在黎巴嫩的政策目标主要是排除伊朗和叙利亚的影响。对于许多沙特人而言，保护黎巴嫩的逊尼派具有很强的象征性意义，是与沙特家族的统治合法性直接相关的。
黎巴嫩总统拉菲克·哈里里（Rafiq Hariri）于2005年的遇刺几乎可以肯定是出自叙利亚之手，这也成为沙特对黎巴嫩政策的一个转折点。此后，沙特开始大力用金钱收买黎巴嫩军队和其境内偏向沙特的逊尼派宗教人士。拉菲克·哈里里之子萨阿德·哈里里（Saad Hariri）是沙特进行资金援助的中间人，他利用这笔钱拉拢黎巴嫩北部的逊尼派，从而遏制真主党（Hezbollah）及其扶植者伊朗的影响力。
2006年黎巴嫩战争后，沙特本以为已和伊朗共同协商出了一个稳定的分权安排，然而这种短暂的平静很快随着2008年5月真主党武装进驻西贝鲁特而打破。2011年5月，一个亲叙利亚的政客当选黎巴嫩总理，正式标志着真主党对黎巴嫩政府的控制。这一系列动作对沙特而言是耻辱性的，但沙特也没有放弃努力：近期的报道显示，萨阿德·哈里里正在用更多来自沙特的资金（据称是30亿美元）收买黎巴嫩的军方和安全系统，力图将他们拉出伊朗的掌控。
>>>>约旦
约旦对于沙特维护中东君主制度、遏制叙利亚和伊朗、抵抗穆兄会以及打击伊斯兰国而言显得日益重要。沙特向约旦许下了5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这笔钱具有一种间接的反民主化的效果：它减轻了约旦国王实现政治改革的压力，使他可以让改革仅仅流于表面，尤其是在选举法的完善以及让总理的产生从由皇室任命改为由选举任命等方面。不过，也有人指出，随着油价的下跌，沙特对约旦的援助很可能遭到削减，这是否会影响约旦的政治走向仍未可知。
>>>>叙利亚
为了重塑中东地缘政局，并处理“阿拉伯之春”的余震，叙利亚无疑是沙特对外政策中关键的一环。在这里，沙特与伊朗之间的对抗格外明显。沙特认为，中东国家而非域外大国应在叙利亚事务中打起头阵；大国外交要么显得无知而危险，要么可能是一场为了就伊核问题达成结果而牺牲叙利亚反对派利益的巨大阴谋。因此，沙特努力调停盟友间的争斗，试图向叙利亚反叛军的领导层施加影响，使与基地组织相关的派系被边缘化，并通过提供训练和先进武器来改进反对派战场上的表现。
沙特与卡塔尔、土耳其一同在伊斯坦布尔设立了一个叙利亚事务的联合指挥室，通过黎巴嫩的“未来阵线”（Future Movement）作为中间人向反对派输送资金，与约旦一起协调反对派的武装训练，从克罗地亚安排运输军火，甚至还就军事训练向巴基斯坦寻求了帮助。为了避免流向叙利亚的资金落入极端组织之手，沙特还强行取缔了神职人士对叙利亚的私下援助，以确保每项资金都经由官方渠道进入叙利亚。
总结
沙特阿拉伯所有激进的对外行动都来自于统治者因国内事务产生的强烈的不安全感。在接下来的5到10年里，沙特很可能前所未有地面临一系列国内挑战的集中出现，并可能因此重新定位自己在地区舞台上扮演的角色。
对沙特而言最紧迫的是经济问题。在油价持续下跌的情况下，沙特大量的对外资金援助能维持多久是个问题。由于国家收入的90%依赖于石油，沙特政府将很快面临相当于1%的GNP的巨大财政赤字，这也会是沙特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赤字。从中短期来看，沙特家族很可能首先拿地区援助开刀，而暂时不会削减住房和其他补助上的支出；从长期来看，如果油价继续跌落，沙特为数众多的年轻人将会受到巨大影响，因为他们不会像祖辈那样得到如此多的国家福利补贴。
作为一个青年人口膨胀的国家，沙特面临着严重的就业问题。据官方统计，2014年第四季度的失业率是11.6%，绝大多数失业者是20-30多岁。沙特政府曾希望推行“沙化政策”（Saudization）来解决就业问题，这一政策要求企业（多数是外企）提升雇佣沙特人的比例。官方数据显示，这一做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该政策的漏洞也很多，因为企业可以通过为沙特人虚增职位来绕过限制，在解雇外国人的同时并不真正增加对沙特人的雇佣。
同时，2015年初沙特国王阿卜杜拉病逝后，尽管王位继承得以顺利实现，围绕继承问题的担忧仍难以消除。王储穆克林（Muqrin）是沙特建国者伊本沙特国王（1876-1953）最后一位在世的儿子，在副王储纳伊夫（Nayef）之后的国王便会是数百个第二代王子中的一个了。因此，他们之间的竞争从现在就会开始，其中肯定也包括对外政策方面的竞争。这种情形或许会对沙特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有益，并为变革（尤其是那些吸引年轻人的改革措施）提供更多的政治空间。
比如，王储穆克林已经在提及实行经济自由化的紧迫性了。实际上，已有迹象显示，沙特正在逐步软化对穆兄会的排斥。沙特甚至开始敦促其盟友阿联酋改变对穆兄会的强硬态度。这很大程度上是源自沙特与卡塔尔和土耳其的修好，以及希望通过重新接触与穆兄会相关的也门改革党（the Islah Party）来遏制也门境内的胡塞叛军威胁。
沙特王位继承所带来的转变尽管重要，其对沙特对外政策的实际影响不应被夸大。这种政策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策略性的，而在短期内，沙特减轻伊斯兰主义在选举政治中的影响、抗衡伊朗以及打击圣战主义的总体政策走向很可能延续下来。更可能导致沙特转变政策的还是国内的经济问题：福利国家的岌岌可危以及由下至上的人口压力可能使沙特在接下来几年里将精力由对外转向对内。
Frederic Wehrey, "Saudi Arabia's AnxiousAutocrat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6, No. 2, April 2015, pp. 7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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