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非洲国家正经历着持续快速的城市化浪潮，面对城市建设规划缺失、生活成本较高等问题，建议非洲各国妥善应对，真正把握城市化带来的发展机遇...
城市化是21世纪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之一。当前，非洲国家正经历着持续快速的城市化浪潮，面对城市建设规划缺失、生活成本较高等问题，建议非洲各国妥善应对，真正把握城市化带来的发展机遇。随着中非合作的快速推进，期望我国能够以自身经验助力非洲的城市化发展，同时从非洲城市化进程中获得新的合作机遇。
特点
1.速度居世界之最
从城市人口规模来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非洲的城市人口数量一直保持增长态势。《2016年非洲经济展望》报告指出，2015年非洲城市人口约为4.72亿，较1995年翻了一番。世界银行预测，到2025年，这一数字将增加1.87亿；2040年，非洲城市人口有望跃升至10亿。
从城市化率来看，非洲的城市化进程经历了独立后的快速发展时期，在20世纪90年代有所放缓，1990年非洲的城市化率仅为31%。但2000年开始，非洲城市化速度回升，2014年已达到40%。预计这一数字将于2035年达到49%，于本世纪中叶攀升至56%。届时，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将成为全球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地区，全球新增城市人口的90%都出现在非洲和亚洲。
2.城市化速度与城市化水平反向相关
从城市化速度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关系来看，非洲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国家往往城市化发展速度较低。联合国数据显示，城市化率已经超过60%的10个非洲国家，其城市化增长速度为年均2.23%；而城市化率低于30%的14个国家，其城市化速度高达4.68%。其他三类城市化率处于51%-60%、41%-50%和31%-40%的国家，其城市化速度分别为2.99%、3.87%和3.33%。
3.城市化发展的地区差异明显
非洲各次级区域间的城市化发展出现分化。分地区来看，东非是城市化程度最低且城市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相反，南部非洲城市化程度最高但目前城市化发展速度最低。目前非洲各地区、各国之间城市化进展不一，其城市化发展速度和城市化发展水平均存在较大差异。
分国别看，非洲城市化率高于60%的国家有10个，包括6个资源富裕型国家如阿尔及利亚、刚果共和国、南非等和4个资源禀赋较低的国家如摩洛哥、佛得角等；城市化率在51%-60%之间的国家有7个，包括科特迪瓦、加纳、喀麦隆和冈比亚等；城市化率在41%-50%之间的国家有10个，包括刚果（金）、尼日利亚、安哥拉、赞比亚等资源富裕型国家和埃及、塞内加尔等；城市化率位于31%-40%之间的国家有13个，包括11个资源富裕型国家如苏丹、坦桑尼亚、几内亚、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等和资源禀赋较低的索马里、毛里求斯；而城市化率低于30%的国家最多，包括卢旺达、南苏丹等7个资源禀赋较高的国家和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乌干达等7个资源禀赋较低的国家。
4.各国城市化的空间格局不尽相同
从城市化发展的空间布局来看，对大部分国家来说，大型城市的人口增长率高于其他地区，典型国家如刚果（布）、南非和喀麦隆；少数国家的城市人口增长集中在非大型城市，这一趋势在贝宁、冈比亚、利比亚、卢旺达和塞拉利昂等国尤为明显。正如世界上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往往是人口不足100万的中等规模集聚区，2030年之前非洲各国城市化的发展也将发生在中小城市。
驱动力
1.国家内部农村-城市的人口流动
早期关于非洲城市化的理论认为，充足的就业机会和巨大的发展空间强烈吸引着农村人口涌入城市。部分民众出于躲避动乱和自然灾害的考虑，也会搬迁至城市。但当前这一因素在非洲持续城市化中的作用已经减弱。
2.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差异
一般而言，城市在粮食供应、卫生保障和科技进步等方面均优于农村，客观条件的差异使得城市死亡率较低、生育率偏高，由此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也高于农村。
3.农村和城镇的重新划分
一些国家可能出现对于农村和城镇区域的重新划分。以乌干达为例，除首都坎帕拉市外，乌干达中央政府下设区由1986年的33个增加为现在的111个，农村和城镇的重新划分可能使得原本的农村人口直接转换为城镇人口，导致城市化率的提高。
4.国际移民
考虑到城乡基础设施的差异和发展空间的不同，来自国外的移民通常会选择定居城市，而非农村。因此国际移民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非洲国家城市化率的提高。
问题
1.总体规划缺失，过度依赖非正式经济
受政府治理能力限制，非洲各国对城市发展缺少清晰长远规划。一方面，城市体系混乱，城市发展不均衡。人口过度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导致基础设施等资源出现拥挤，而二级城市规模过小，无法培育出有竞争力的工业。另一方面，城市内部功能区划分不科学，土地产权不明晰，城市建设随意性大。这些都限制了非洲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推进。
由于政权更迭频繁和政局不稳定，非洲各国政府难以专注于经济的全面提振，非洲城市化的扩张过度依赖于非正式经济的发展。数据显示，贝宁、多哥和布基纳法索等国80%以上的非农就业均位于非正式部门。虽然非正式经济被视为待业青年的宝贵“安全网”和弱化经济冲击的有益缓冲，但非正式经济以低生产率、低收入和低附加值为特征。非正式部门与正式部门的不平衡成为非洲城市化发展的掣肘因素。
2.城市化速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
大部分非洲国家的城市化是首先依靠出口工业、农业等原材料取得财富，再进一步发展服务业和零售业，这种城市化过程普遍缺乏工业化积累，导致制造业产出落后，产品附加值低。数据显示，1975年的工业占非洲三次产业中的占比为18%，但截至2015年，这一比例已下降至11%。
缺少产业发展支撑的城市化无法带来劳动力收入的快速增长。在40%的城市化水平上，非洲人均收入仅1000美元。相较而言，中东、东亚达到同一水平时，人均收入为其2-4倍。折射出非洲城市资本投资水平维持低位。当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于城市化发展速度，就业严重不足、居民入不敷出与城市建设投入匮乏等问题纷至沓来，都将制约非洲城市化的持续发展。
3.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拉高城市生活成本
从国际经验来看，基础设施建设一般应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而不断完善。但对于非洲国家尤其是撒南非洲国家而言，工业化尚未完成，基础设施仍较为落后。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扩张的严重不同步，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据统计，由于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严重滞后，非洲城市经商和生活成本高企。城市商品、服务成本比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高出近30%；家庭生活成本高20%以上。各项高昂的成本不仅反过来制约了非洲工业化的发展，也导致“城市贫困”现象日益凸显，城市的和谐发展承压。
前景
1.大城市为国家经济发展作出更多贡献
据南非研究机构预测，到2030年，非洲将形成六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特大城市，分别是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埃及的开罗、安哥拉的卢安达、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和刚果（金）的金沙萨[4]。新增城市人口是非洲各国极具潜力、有待开发的市场，由此，城市的扩张也将成为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如南非的豪登省城市圈是南非最具活力的经济引擎，该地区创造了南非经济产出的半壁江山。
2.建立跨国城市走廊是非洲城市发展的重要趋势
空间布局上，由于非洲各国的资源禀赋差异和国内市场单一，区域市场为产业升级提供了重要的机遇，跨国城市走廊也成为城市空间布局的重要趋势。跨国城市走廊的经济潜能巨大：宏观上，形成有利于城市的专业化发展；微观上，使得企业有机会在真正参与全球化竞争之前，首先参与到区域价值链的竞争中，通过知识共享提高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当前，非洲的城市走廊主要局限于一国范围内，如埃及北部三角洲城市走廊、尼日利亚拉各斯-伊巴丹走廊、摩洛哥的盖尼特拉-卡萨布兰卡走廊[5]。未来，随着非洲区域一体化的加强，尤其是非洲自由贸易区的初具模型，城市走廊的发展将跨越国界。这一趋势已见端倪，如连接尼日利亚、贝宁、多哥以及加纳等国重要沿海城市的伊巴丹-拉各斯-科都努-洛美-阿克拉城市走廊正逐步发展壮大。
3.城市化助推非洲工业化和城市转型
一是城市需求驱动工业化发展。随着非洲中产阶级的崛起，城市消费需求提高，消费模式也在向制造品和加工品转变，这都为非洲工业化的发展创造了机遇。以农业为例，对加工食品的消费需求带动了农产品加工业和食品零售业的发展。目前，非洲许多城市正在转向超市型食品采购；在东非和南部非洲，超市采购占零售市场的10%，预计到2040年，这一比例将跃升至30%-50%。食品采购方式的转变为产业链其他部分的发展创造了机会，如与交通、储存、加工和批发活动相关的中小企业。政府可以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拓宽融资渠道及改善商业服务水平来提高本国农业供应链的竞争力。二是城市体系的多元化和相互联系为工业选址提供了更多选择。许多非洲国家面临城市规模两极化发展倾向，缺乏中等规模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小城市的扩张将有效改善这种局面。三是城市功能的改善有助于提振生产效益。总之，非洲城市化发展趋势不可逆转。通过制定合适的政策框架、充分利用城市化带来的动力推动工业化发展，并以工业化驱动经济结构转型，非洲国家将迎来光明的发展前景。
为此，建议非洲各国应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加强顶层设计，以国家战略为指导，完善城市发展整体规划，优化城市功能区划分，同时发挥大城市的引领作用、鼓励中小城市发展，形成规模适中、大小城市均衡发展的城市系统，降低生活和经商成本，提高城市国际竞争力。二是把实现工业化作为城市化的目标，协调推动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发展，避免城市化对服务业扩张的过度依赖。三是各国政府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多举措加快城市交通体系、能源供应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营商环境，为非洲城市经济发展提供驱动力。加快土地市场改革，降低土地流转和使用成本，以促进城市空间的合理布局、保证经济活动高效实施。
非洲城市化过程中的中非合作新机遇
非洲各国已认识到城市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多元挑战。为此，非洲国家已召开六届城市峰会，试图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来妥善应对城市化进程中的难题。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科技水平大大提升，在城市化建设方面也积累了一定经验。随着非洲城市化的深入推进，在我国鼓励企业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的政策背景下，中非友好合作也面临着新机遇。
1.将城市化合作纳入中非合作论坛框架
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自此，六届部长级会议和两届峰会胜利召开，成为推动中非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今后，可将推进非洲城市化进程纳入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使其以制度化的形态成为中非合作新领域。同时，采取加强城市规划培训、设立非洲棚户改造专项基金以支持非洲国家治理贫民窟等举措，使政策福利真正落地生根、造福于非洲人民和促进中非传统友谊。
2.将基础设施等确定为重点合作领域
非洲开发银行数据显示，非洲城市还有2/3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有待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不仅可能导致城市碎片化发展，进而破坏城市宜居性、阻碍生产率提高，也可能导致环境的破坏，使得非洲走上“先破坏后治理”的发展道路。因此，为推动非洲城市持续发展、提高城市竞争力，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势在必行。对我国而言，在地铁、轻轨及高铁等城市内或城市间交通基础设施等领域，经验丰富、技术一流，而在城市环境污染治理方面也积累了很多教训。因此，我国可将关乎非洲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建筑、居民出行、消费、垃圾处理、水供应和处理以及公共卫生等诸行业确定为重点合作领域，加大对基础设施领域的贷款优惠和投资力度，同时利用自身的技术和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大力发展上述产业，实现中非共赢。
3.将中国城市化的经验教训与非洲分享
我国在城市化过程中积累的诸多经验，有些具有中国特色，但也有一些经验具有普适性，可供非洲国家借鉴，包括发展中小城市以缓解大城市压力；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保护传统文化；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吸收大量富裕劳动力等。具体来看：
一是助力非洲加强城市发展规划。为解决城市系统发展不合理、人口过度集中的难题，我国政府一方面对大城市进行功能的调整、人口的疏解和资源布局的分散，引导都市圈和城市带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创新产城结合方式，以特色小镇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引擎，力图到2020年培育1000个左右各具特色、富有活力的特色小镇[6]。与我国类似，非洲也面临着大城市过度城市化、农村缺乏规划和管理的困境。我国可将改革开放40年来在城市规划方面积累的经验与非洲分享，协助非洲加强城市发展规划，合理利用城市发展资金。
二是协助非洲解决城市贫困难题。居住环境恶劣、城市贫困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我国在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过程中，城市化快速扩张，旧区改造也成为各大城市转型的重要途径。经过长期实践，我国正在探索一条既满足居民住房需求又能满足居民出行等高层次需求、既能改善旧区物质条件又能保护城市文化遗产的“社会型城市更新”道路。非洲的城市“贫民窟”与我国的旧区改造具有极大相似性，“联合国人类居住署中非房地产论坛”对中国经验的分享引起了很大反响。在此基础上，我国的房地产等城市建设相关企业可把握时机，将我国经验与非洲实际相结合，协助非洲解决城市“贫民窟”问题，促进中非友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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