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南方周末》。沙漠的热风嘶嘶作响，向导奥马尔一脚下去，车速表瞬间指向150公里，大切诺基肆无忌惮嘶吼起来，粗野的声音让人心情愉悦。巴格达让人开心的声音不多，清真寺的祷告声算，运气好的话，还有婚嫁的传统鼓乐…… 相对的是，士兵一道接一道的盘问、汽车发...
本文摘自《南方周末》。
沙漠的热风嘶嘶作响，向导奥马尔一脚下去，车速表瞬间指向150公里，大切诺基肆无忌惮嘶吼起来，粗野的声音让人心情愉悦。
巴格达让人开心的声音不多，清真寺的祷告声算，运气好的话，还有婚嫁的传统鼓乐…… 相对的是，士兵一道接一道的盘问、汽车发动机得不到宣泄的低声聒噪；更糟糕的是，不知什么时候降临的一声轰然巨响，然后是刺耳的警笛声由远而近。
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地方？
从曼苏尔酒店十多层的阳台上俯瞰，时间仿佛定格在了时空穿越的一瞬。底格里斯河对岸的政府大楼，11年前一个春天的清晨被导弹击中，宣告了第三次海湾战争打响。电视里与它相关的是爆炸、仇杀、绑架。而就在眼下，炮火已被辉煌的灯火取代，街头堵成了一锅粥，大街上最显眼的是可口可乐以及福特汽车的广告。
它既像是好莱坞战争灾难片宏大的布景，又有中国1980年代刚富起来的沿海城市的迹象。外力强行介入打破了伊拉克自身演化的逻辑，带来了诸多的自由与可能，也释放了最可怕的恶魔——宗教仇恨。重建秩序的过程中，不安和兴奋、失望和希望、毁灭和重生……每天都在这个拥有1300多年历史，800万人口的城市里交错上演。
宵禁夜、水泥墙与 “兼职士兵”
夜，则是巴格达周而复始的休止符。
晚11点后宵禁，大多数巴格达人会在天黑前赶回家，除了无家可归者以及检查站执勤的士兵。
检查站遍布大街小巷，24小时轮岗，全年无休。
夜黑到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35岁的阿里点着根Kent，打开二手显像管电视，“不是想看什么，只是想有个声音陪着”。
10月中的夜的气温仍有三十多度，阿里大汗淋漓，美式迷彩贴在身上。军装与军靴是他从巴格达军品一条街淘来的，M16步枪是发的，它们都是美国人撤走时留下的。对阿里这样的“兼职士兵”，军方对着装没有硬性规定，一个检查站三四种款式的军装是常态。
检查站多用水泥墙围成。同样的水泥墙遍布大街小巷，人们依墙而生，不仅因为它是生命的保障，而且因为墙已经成为每个人联系社会的通道。阿拉伯帝国阿拨斯王朝建城之初显然没预见到这一点，给它起的名字叫“和平之城”。
当兵10年，阿里每天都在重复一个动作：用一个带有反光镜的金属探测仪检查每一辆车的底盘。检查站原为防范袭击而设，现在却成为恐怖分子的最爱。阿里对炸弹已经麻木，他平静地告诉记者，“很多炸弹是在检查时被引爆的。不发现最好，一旦发现了，会指望他快点走（炸别处去）。”
在检查站当值有危险，但却好过上前线，而且这也是2003年以来最好找的工作。这份工作薪水不高，约400美元，甚至不够养活自己，所以当兵反而更像一份兼差。阿里就把自己的三个休息日给了一个汽修厂。
在检查点待久了会喜欢上聊天，虽然这早已被严令禁止，因为一增加被炸几率，二造成了严重堵车。不过，聊天依然。向导奥马尔在带记者经过一个检查站时，被当值士兵拉着一聊就是20多分钟。“命随时可能丢，聊一天是一天”，阿里深得其味。
宵禁的夜最难熬，阿里因此迷上了微信和Facebook。在巴格达随便一个地方打开微信搜索，1000米范围内有上百八十个身着军装的同时在线。虚拟世界让他们有一种满足感，“在facebook上想说什么都行，没有人管你”。
检查站是巴格达最早迎接晨光的地方。宵禁解除了，阿里下班了。中国按摩师小梅拉开按摩店的门帘。她工作的按摩店就在底格里斯河边，每天的第一批客人是刚下班的士兵。
“瞧，那就是代价”
阳光下，巴格达一览无余。不过，易卜拉欣说他更怀念童年时的巴格达，尤其是夜晚。
易卜拉欣是南方周末记者在穆斯坦希里耶大学采访时结识的。他主动走过来：“嗨，你从哪来，来做什么？”一身巴格达年轻人的典型装扮——T恤、牛仔裤和板鞋，看上去比他23岁的年龄更加成熟。
易卜拉欣童年时的巴格达城跟现在一样破——事实上，从1991年的战争结束至今，城市就一直维持原样，但没有塞车和爆炸，可以满大街撒野。每天放学后最开心的事有两个：和小伙伴踢球，和家人一起做礼拜。巴格达那会经常停电，上街踢球就成了男孩子晚上的最好选择。
而现在，他放了学哪都不敢去，从学校到家10分钟车程，常常要花上1个钟头，甚至更长。路随时被封，大领导出行、游行都是原因。游行几乎天天有，今天抗议失业，明天是外地家长上书教育部，要求给错过高考的孩子一次机会。
红绿灯压根没人理，没有限速，没有保险，出了事只能认命，“萨达姆那会，闯红灯可能坐牢，现在政府连恐怖分子都应付不过来，哪有时间管交通？”易卜拉欣抱怨不少。
下馆子都要先被搜半天的身，进去了还不一定安全。恐怖分子的路数越来越摸不准，以前他们炸美军和政府头头，不碰清真寺、咖啡馆、学校……现在这些地方都无一幸免。易卜拉欣所在的大学就被炸过，死了十几个老师和学生。
教授，记者，医生，城市精英们开始被恐吓，被绑架，消失。易卜拉欣的父亲在2007年被绑架过9天，最后付钱了事。“极端分子是要切断这座古城的命脉。”穆斯坦希里耶大学教授穆萨纳说。
每个人都不得不为了自保而隐瞒身份。新华社巴格达分社雇员贾迈勒的身份，就算十多年的邻居都不太知道。如果被问起，他教给孩子们的标准口径是“一般的上班族”。
易卜拉欣打心底里并不喜欢萨达姆——城里到处都是以萨达姆命名的建筑，课本封面是萨达姆的头像，就连美术课也是画萨达姆。易卜拉欣的父亲承接了世卫组织（WHO）的业务，对于这些跟外国公司合作的人，萨达姆会派专人成天盯着。
“我们希望萨达姆倒台，但不是以这种方式。”易卜拉欣觉得，美国人不会那么好心来帮我们的，完全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比如石油。
2003年，穆萨纳所在的药学院重建，美国人送来了电脑、打印机，还有办公桌椅。但学院也变得敏感了，“瞧，那就是代价。”穆萨纳抬手指了指学院外的临时防护墙和铁丝网说。
身穿长袍 脚踩高跟鞋
“50美元一位，威士忌畅饮。”刚过晚上6点，酒吧门口卖票的小伙就开始招揽生意。酒吧开在一个五星级酒店里，很像中国1980年代的迪厅，音量被调到爆，卖票的年轻人说，酒吧刚开张不久，这是巴格达不多的几个酒吧之一。
酒吧旁边，中国按摩中心的灯光昏暗，据说这是巴格达第一家也是惟一的按摩院，2014年刚开张，按摩师小梅正跟伊拉克老板闲聊着。按摩中心没敢想开在酒店内，小梅说老板觉得按摩店在巴格达暂时还难登大雅之堂，如果设在酒店里，伊拉克男人肯定不太敢去。
酒吧，按摩店，在伊斯兰教义里是罪恶所在。在巴士拉做买卖的中国人老赵说，巴士拉要保守得多，那里连音乐和电影都不准放，“酒吧和按摩院开在巴士拉肯定会被袭击”。
针对“罪恶”的袭击在巴格达曾经发生过。那是美军刚刚攻下巴格达那阵。卖酒的黑市商店，播限制级电影的电影院挨了炸，就在去年，还发生了25名妓女被枪杀的事件，但显然他们正慢慢被这里接受。
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美军来了，汽车和可乐来了，接着是Facebook和CNN，再然后是酒吧、按摩店…… 奥马尔至今都记得，他第一次用手机语音跟朋友对讲时母亲惊讶的表情，“就好像看到外星球来的怪物”。
2003年以前，巴格达人只听一种音乐：歌颂萨达姆的，只看一种电视剧：歌颂萨达姆的。萨达姆的新闻，一般要延迟3天播出，据说主要是出于安全考虑。
穆罕默德是萨达姆时期小有名气的歌手。“不唱歌颂他的歌红不了。”他回忆说，当时歌手成名的唯一机会就是在仅有的两个电视频道上亮相，然后得到萨达姆的赏识。穆罕默德那时服务于一个类似中国文工团的单位，拿固定工资。而现在伊拉克电视台数以百计，走穴挣钱的机会也就多了，婚礼，公司庆典，生日派对，什么场子都去。而他现在唱的歌也只有一种类型：爱情。
巴格达的文化生活跟世界同步。汽车电台里前一秒还在放阿拉伯歌曲，后一秒就在放Beyance的Halo。巴格达的一家电影院里超人的塑像有两米高，《盟军夺宝队》的海报比本地阿拉伯电影还大。商场里卖比基尼的店就开在卖头巾的隔壁。公园里V字仇杀队的面具跟洗剪吹头发模型排排坐。
巴格达的年轻人毫不掩饰他们对新事物的兴趣，他们用iPhone 6拍照，喝可乐，穿冒牌的Zara，吃山寨的KFC和必胜客…… 但是传统的力量依然强大。你经常会在街头看到一个脚踩高跟鞋的女子一身黑袍。
Facebook可以聊天，但很难找到心仪的对象，因为很少有女生把她们的照片放在上头。“就算她自己愿意，万一被父母家人看到了怎么办？”易卜拉欣说，女性社会地位还是很低，恋爱有时候仍然要靠媒人。
父母、家族的力量对伊拉克年轻人依然具有支配力。“如果你有一个亲戚在政府当官，所有的人都会受益，不管你水平怎么样，你得到的机会要比别人多很多。”奥马尔说。
采访教授穆萨纳的时候，他儿子Aki正在IPad上戳戳点点玩游戏：在森林里寻找食物和木材，为家人带来好的生活。在家中，儿子玩的游戏，看的书都得经过他筛选。
一切罪恶的根源
代价不只是铁丝网和水泥墙，还有散布在巴格达的乱葬岗，相比对生命的威胁，乱葬岗是更直接、更鲜血淋漓的控诉。
在通往机场的高架桥的阴影里，南方周末记者在奥马尔的指引下，见到了一个。它有两个篮球场大小，充斥着高低不平的方块格子，看不到墓碑，更没有碑文，周边被停车场和汽修店包围着。“巴格达没有一个像样的墓地，这算其中比较大的一个。”奥马尔说。
乱葬岗葬的有小孩，也有老人，有被什叶派杀死的逊尼派，也有被逊尼派杀死的什叶派。乱葬岗大量出现在2007年，那一年是伊拉克教派冲突最厉害的时候。
教派身份从未像今天一样可能成为催命符。在73岁的埃米尔的记忆中，以前的伊拉克可不是这样的。2003年以前，不同教派之间混居、通婚，更不会刻意提起你究竟属哪派。埃米尔自己就是例子，他是什叶派，他太太是逊尼派。
但现在，几乎所有巴格达人都可以在地图上指出逊尼派和什叶派的聚居区，像埃米尔这样混居的则被归入了“高风险人群”的范畴。奥马尔不止一次告诫我们不要到什叶派聚居区去，因为逊尼派经常在那里搞汽车炸弹。来自逊尼派的奥马尔认为，英美联军战后对社会复兴党的清洗，“把逊尼派逼到墙角，于是逊尼派展开反击”。
埃米尔认为，一切罪恶的源头是因为宗教和政治挂钩。2005年，通过选举，伊拉克新政府诞生，总理是什叶派，总统是库尔德人，国民议会议长是逊尼派。“新诞生的伊拉克国家的实质，是让人感到最为不安的问题，因为这个国家看起来是由与选票一样重要的各宗派之间的力量分配决定的。”《伊拉克史》的作者塔比特·阿卜杜拉这样写道。
地方选举更加壁垒森严，什叶派的埃米尔被要求只能选什叶派候选人，逊尼派的太太则被要求只能选逊尼派的候选人。
埃米尔认为，这是美国捣的鬼。“让伊拉克人窝里斗。”埃米尔认为，表面看，美国是移植了一个看似公平的民主体制，在政府内阁中，让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人各占一个山头。这就是伊拉克混乱的根源。
教派清洗最严重的时候，很多人逃亡国外。奥马尔和母亲先到了叙利亚，然后是约旦。有意思的是，他在那里碰到了很多什叶派穆斯林，他们是为了逃避逊尼派的追杀，而他和家人是为了逃避什叶派的追杀。“我们互相看着彼此，握了握手，哭笑不得。”奥马尔说。
穆斯坦希里耶大学教授萨德（Saad M. Sliukr）崇尚自由的学术氛围，但现在，他已经不在课堂上讲任何与政治有关的内容。“学生中什么样的人都有，我不知道说了什么话，会得罪哪一个宗教派别的什么人，给我带来什么麻烦。”
“这就是我们的命运。”
2014年10月18日，“伊斯兰国”武装距离巴格达18公里，于是我们听见了更多的爆炸声，听说了更多的伤亡，传说有很多武装分子渗透进了城。
机场周边警戒开始不断升级。从机场检查站到登上飞机，我们经历一次换乘，十次安检，八次搜身。排队等候，很像巴格达大学大三女生汉德给我们讲起的她一家的逃亡经历。
就是在2007年宗教仇杀最厉害那年，汉德一家人去了约旦。有数据显示，在2007年前后，有将近300万伊拉克人逃到了周边国家。汉德给我们说起过，去机场的路上长长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尽头。
她告诉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说不上难但也不容易。汉德的父亲原本是巴格达大学的教授，但是在约旦，只能跟大多数逃亡者一样挣些辛苦钱：开出租，开餐馆，做点小工程。2008年伊拉克局势略微好转，汉德的父亲打算返回，但母亲不同意。“回去后，孩子安全怎么办?”但最终没能拗过父亲。“伊拉克虽然不安全，但毕竟是我们的国家。”汉德站在父亲这一边。
也有人不愿回到伊拉克。机场附近的一处富人区，很多房子空着，一个租住在那里的居民说，他每个月都是把房租汇到约旦。
有人压根没有离开，大多数是没条件的，法德西尔医生属于另类。在巴格达的混乱中，经验丰富的医生要么被杀，要么逃亡。这使得医生成为巴格达最吃香的职业之一。法德西尔在巴格达有自己的诊所，生意红火得很。他说，“现在抱怨的都是些慵懒的人，巴格达遍地是机会。”但他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在他的朋友中，自己留在国内挣钱把小孩送到国外十分普遍。
一位跟伊拉克政府做生意的中国商人告诉记者：很多伊拉克高官、富人都有两本护照，可以随时离开。瓦米德就有英国护照，他是巴格达大学工程系的大三学生，他说毕业之后，他就会离开这个国家。在他看来，“巴格达不值得惦念”。
大多数伊拉克人无处可逃，这其中甚至包括伊拉克网球国手穆斯塔法。他刚刚又一次拒绝了巴西一家俱乐部的邀请，因为他没有钱，没法把妻子、两个孩子和父亲一起带走。
“这就是我们的命运。”易卜拉欣说完这句话停顿了两秒，眼眶一下子红了。“伊拉克先是被英国人占领，独立之后，又跟伊朗打仗，入侵科威特，接着是长达十年的禁运，接着就是伊拉克战争。”
当时我们站在穆斯坦希里耶大学一个花园里，正值中午，披着头巾的女生在树荫下背着单词，几个穿着白大褂的男生匆匆赶往实验室，知了在不知疲倦地叫着。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小梅为化名）
上图为巴格达大学--University of Baghd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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